商务英语
我国人民对英语的狂热程度，是毋宁置疑的，特别是商务英语，君不见铺天盖地的英语培训班招生简章，也许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学英语。
读读下面的两篇文章，您可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学术会议按惯例使用英语 汉语将沦为科学看客
来源：中国青年报(06/07/05 13:50)
“您能不能用汉语简单地讲一下演讲的内容？”
6月21日下午，数学家曹怀东在北京友谊宾馆刚刚结束了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英语演讲，申爱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惹来听众一阵笑声和掌声。
曹怀东、朱熹平最近刚刚因为完成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而成为公众人物。那天是2006年国际弦理论大会安排的专场报告会，在霍金回答听众提问之后曹怀东、朱熹平出场。
申爱华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的博士生，与会场里的许多听众一样，他主要是来“追星”的。由于报告均使用英文，且没有汉语翻译，他说：“估计除了搞微分几何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数听众跟我一样也没听懂多少。”
“也许因为我的提问，接下来朱熹平的演讲改用了汉语，虽然准备的讲稿还是英语的，但至少这样我能听懂一些。”申爱华说。
那可能是这次国际弦理论大会上唯一的一次半中文演讲。对此，有文章评论道：我们当然不能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且中国在向国际化迈进，需要更多无障碍的对话。但至少在本土，在同胞之间，对汉语应有更多的自尊与自爱。
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为什么要排斥汉语
其实，2006年国际弦理论大会开幕当天，三位科学家(包括数学家丘成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6000多听众的演讲，也都未设同声传译，使用的都是英语，多数听众包括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表示没有听懂多少(这自然有英语水平问题，也有专业水平问题)。
从演讲到文本资料，全部使用英文，这在中国承办的同类科学学术会议中并不稀奇，而且似乎很少有人表示反对。
早在两年前，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乃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那次会上，倒是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坚持用汉语作报告，成为唯一的“反潮流”者。
同年，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也几乎一律使用英文。有经验者在网上透露，在这种国际学术大会上如果你用汉语，会感到很难堪，因为那代表你水平不够。恼人的是，这些会议名称往往还一律冠以“华人”二字。
一个使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财并在中国召开的会议，却要一律用英语进行交流，甚至，中国听众连翻译服务都无法享有，岂非咄咄怪事？
数学家朱熹平改用汉语演讲后，引起现场一片掌声。为什么？中国人当然是听汉语舒服，在中国土地上面向中国听众演讲，能讲汉语为什么不讲汉语呢？不错，会场中还有部分国外学者，但完全可以向他们提供翻译讲稿和翻译服务嘛！
是不是所有的参会者英语都特别好，不需要汉语呢？当然不是。除了那些在国外长期定居者，国内研究人员完全使用外语交流很难做到随心所欲，自然会影响交流和研讨的深度。
假设直接参加研讨的大多数人英语都没问题，但这些科学大会难道只是少数参会科学家的事吗？像这样的科学大会当应同时发挥面向公众的科普功能，尽可能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而不只是让圈外人凑凑热闹。倒不是说科学家的报告一定要用汉语或迁就一般公众的理解力，但会议组织者完全可以通过网站、出版物、展览等多种方式提供公众接近科学议题的可能。
也许就在这些会议的普通听众中会成长起中国将来的大科学家。
那么，是不是用汉语便不能表达会议议题呢？也不是。除了少数最新名词需要直接借用外语外，当代汉语足以表达大多数科学概念和科学研究内容。
对于这种科学会议上不使用汉语的现象，有一种惯常的解释：在这些领域领先的工作主要是外国人(常常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做的，所以外语(常常是英语)几乎成了前沿工作者的通用语言，不用外语便无法进入最前沿。
这个解释在某些时候或某种程度上也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外语作报告就代表进入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而使用汉语作报告便是落后的。在与外国同行交流时主动使用外语当然可以理解，但当面向国内同行或专业程度较低的听众时，为何不能大大方方使用母语呢？
欧洲人不屑说英语
去过欧洲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语言的隔阂。被奉为全球化语言的英语在欧洲的普及程度之低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欧洲人不屑于使用英语，许多历史悠久、人流繁密的大城市没有任何英文指路标志，对于已习惯将英语视为国际性语言的中国人来说，问路、就餐等常常会遭遇窘境。
为什么欧洲的“英语盲”如此之多？我曾就此请教西班牙的朋友，他“狡黠”地反问：“难道西班牙的语言不够完美吗？”后来，我又将类似的问题询问欧洲多国友人，他们的答案归纳起来不外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没必要为“说英语的外国人”提供特殊的帮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对英语的重视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英语学习成为一股席卷全国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小学、中学、大学不断加大英语教学的分量，甚至一些幼儿园也开设了英语课。从幼儿园到博士生，有的英语教学达二十年之久，而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大部分到中学为止。
诚然，英语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和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据统计，全世界1/3的人讲英语，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75%的电视节目用英语播出，80%以上的科技信息用英文表达，全球互联网信息90%以上是英语文本信息。英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它早已深入到产品开发、信息传递、人际交往、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所以，适度加强英语的教学，提倡学英语，有利于我们与世界的交往。
不能否认，中国二十余年来在对英语的“全民恶补”中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但同时我们也降低了外国经济和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的门槛。英国2004年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包括留学在内的“英语产业”每年为英国带来超过100亿英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语言和经济输出的背后，是文化的输出。
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对他国文化的影响都是从语言开始的。今天在中国，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人群更习惯于喝可口可乐而不是龙井茶，习惯于吃汉堡包而不是炸酱面，习惯于看好莱坞商业大片而不是传统国粹艺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惕然自省。当然，汉语的内在力量并非如此弱不禁风，但我们把母语和英语放置在同一架天平的态度，不能不令人忧虑。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达与否、文明程度的高低，似乎与英语的普及程度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不能不设想，作为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汉语至少应对中国市场形成有利的保护。我曾经向前面提及的欧洲朋友提过类似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在本土市场上不使用英语，你们是否放弃对中国的投资？得到的回答基本是否定的。他们将努力学习汉语，因为他们绝不会因为语言障碍而放弃全球最大的市场。
加入WTO以后，也许汉语已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后的天然壁垒。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资本舞台上，中国本土企业早就支付了过高的语言成本。为什么不让跨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同样为语言屏障“埋单”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
商务英语翻译、英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