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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戒》的尴尬与文学翻译的危机 

  2004-08-24 09:22:25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今年5月,在一些奇幻文学的网站上出现了网友抨击译林出版社的《魔戒》系列,尤其是第三部《精灵宝钻》的翻译质量的言论。他们认为,因为译者对《魔戒》及托尔金极不熟悉,导致了各种理解和翻译错误,并提出“抵制译林版”的口号。译林方面对此作出了较为及时的反应,责任编辑与部分网友取得了联系,并听取他们的修改建议,目前正在进行翻译修订工作。这一事件中所透露出的网络对出版物的监督作用,乃至网友对翻译、出版权利的分享,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缘起 网友抨击译本质量

  网友们对译林版《魔戒》指责的内容包括:译作擅自删去原著中的地图、附录等资料;翻译存在前后名词不一致、错漏、概念理解错误、风格不符等等问题。许多网友还将译林版与台湾翻译的繁体字版进行比较,认为差距很大。网络论坛以其惯有的方式,使这种指责越演越烈,口气也颇多过火之处,以至于出现了“抵制译林版”的口号。
  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个别网友的帖子将什么地方翻译不妥、应该怎样翻译都作出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说明,长达几千字。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他们显然对于《魔戒》原著以及作者托尔金非常熟悉,并具有良好的外文素养。
  作为国内文学翻译出版的大社,译林出版社在这个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应该说是明智的。在抨击言论爆发后不久,译林出版社立即作出了回应。他们在出版社的网站上开设了关于《精灵宝钻》翻译问题的讨论专版,责任编辑对情况进行了公开解释,并欢迎网友提出翻译修改意见。同时,一份征求修改意见的声明也被张贴到一些奇幻文学网站。
  该书的责编张遇表示,他目前一直与网上提出意见的几个主要的网友保持联系,听取他们对于翻译修改的建议,张遇还特意向记者展示了他与几个网友讨论翻译细节的几封邮件。他透露,这些网友中,有目前在英国留学的,有在国内的,都是忠实的托尔金迷,他们愿意为拿出一个好版本而无偿地提供支持和帮助。
  对于翻译质量不佳的问题,张遇表示有很多原因,如英文原版有多种版本的差异、《魔戒》本身语言的复杂造成翻译困难,三个译者之间存在衔接的问题,以及译者对于托尔金或奇幻文学不够熟悉等。而台湾版本因为是由非常熟悉托尔金的朱学恒翻译,因此在对原作风格、背景的把握上确实都更强一些。而目前国内缺少熟悉奇幻文学的译者,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张遇表示,对于网友的批评,只要是真正有道理的,他都非常欢迎,并且认为这对于出版社自身也是一件好事。《精灵宝钻》的翻译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张遇表示,这一次将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力图使各种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后拿出一个很好的译本。
  在这一事件中,网络再次表现出了它强大的力量。而网络力量介入到传统的文化出版系统,这还是一个全新的事件。这似乎表明,翻译和出版工作将越来越不再仅仅是个人或个别机构的事情,一种更加广泛的群体监督、分工、合作通过网络已经展现了其未来的可行性。

  解析 译者的困窘与读者的成长

  虽然“魔戒事件”对于翻译出版事业有深刻的意义,但它的出现又是有其独特背景的。首先是国内目前存在着一批奇幻文学迷,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文学家和文学翻译者。在这方面,我们的编辑和传统翻译者出现了滞后于读者的情况。
  《魔戒》是现代奇幻文学的开山之作,它所构建的庞大的架空世界、各种神异的种族和文化、特殊的种族语言等等,都与现实世界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作者托尔金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对于中古语言、文学的研究高人一筹,因此他在书中创造出了奇异的不同种族的语言。这些都决定了一个不熟悉托尔金、不熟悉奇幻文学的译者是很难翻译好这部作品的。
  而事实上,目前在国内要寻找对奇幻文学非常熟悉又具有丰富翻译经验的人几乎不太可能。包括出版社编辑自身对于奇幻文学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因此,网友们建议,让托尔金迷来翻译此书。但出版方无疑也要考虑:托尔金迷又是否真能胜任翻译工作?在这里,双方的意见出现了一个断层。
  至于另一个特殊背景,我们不得不感谢网络和教育。通过网络,全世界的信息都能得以快速地传播。早在《魔戒》中文版引进之前,许多人已经通过好莱坞大片或者网络了解到了托尔金和《魔戒》,并下载了英文原著进行阅读。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直接运用外语阅读作品。这使得奇幻迷们常常走在了国内出版社和译者的前面。
  目前国内出版社对于西方经典奇幻作品的认识和反应仍然较慢,导致许多真正的奇幻迷因为国内的引进、出版跟不上,或者对于国内引进版的翻译不满而直接阅读外文版著作,如《魔戒》、《黑暗精灵》等。许多奇幻文学的网站上也常常会推荐国外出现的最新魔幻作品,并提供外文版的下载阅读。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编辑和传统翻译者无疑是落后了。正遭遇奇幻文学热潮的图书市场呼唤更多懂得奇幻文学的出版社编辑和译者。

  意义 抓住出版链条的最后一环

  与“魔戒事件”相似的例子是《哈利·波特》的翻译。去年6月,《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刚在美国上市之时,就有“波特迷”等不及国内引进版的翻译期,并有网友声称“不满官方的翻译”,开始动手在网上自行翻译该书,造成了一次关于“网络侵权”的讨论。
  这个事件,体现了网络的无政府主义,网友的过分自由心态,同时无可置疑的是它对于出版方也是一个警醒和督促:你唯有做得更快、更好,才能超过这些竞争者。
  在一条完整的出版链条上,包括从作者、译者、出版社到读者的各个环节,而出版物质量的把关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上游的力量:作者的自觉、译者的敬业、出版社的负责,而读者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他们买到书,却很少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买方市场使读者似乎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上,出版社都以读者为上帝。但这个“上帝”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虽说可以通过手中的钞票进行投票,但比起直接发言督促,这个反馈过程还是要慢了许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两个事件才凸显了它们的意义:读者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发表意见,甚至参与到出版工作的环节中去。出版机构和译者不再是高高在上传授知识的角色,而需要与读者分享、切磋甚至接受批评与挑战。如果这样的机制真能够通过网络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出版链条也将更加完善。无论对于出版社还是读者,这无疑都是一件好事。
  从翻译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好事。翻译理论家许钧就表示,一个作品的翻译能够获得读者的反应和讨论,有普通读者关注其质量,而且能够指出问题,这是网络时代给文学翻译带来的一个新的希望。它对于翻译事业必将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这两件事情有其特殊性,它们都由畅销的奇幻文学作品引发。这说明就目前而言,网络对于文学出版和翻译的积极影响还有待发展。比如,对于翻译家们最重视的西方名著的翻译,网友们就似乎并没有兴趣,也无能力去提出批评。这也向读者提出了挑战:读者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学素养水平,才能够发现和指出问题。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在终极意义上有赖于读者水平的提高。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田志凌

  网络强大的互动功能能文学翻译者和出版社是一种监督和挑战,由《哈利·波特》和《魔戒》译本引发的网上批评潮,无疑是对当下外国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的当头棒喝。译林出版社在批评面前表现的虚心态度值得赞许,相信修订后的新版《魔戒》能够赢得“托尔金迷”的认可。而翻译界深层次的问题则要等待时间去解决了。

  网友对译林版《魔戒》的批评(有删节)

  ……首先是对书籍内容的损伤。在2002年出版的《魔戒》的简体中文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中,删除了地图,并对《附录》中做了多处删减,给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在2004年出版的《精灵宝钻》的简体中文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中再次删除了所有地图、家族树等资料。
  ……
  一、封面设计荒诞。《精灵宝钻》简体中文译本的精装本和简装本采用的都是与书籍内容几乎无关的图案;
  二、翻译者缺乏胜任该行业的基本素质,屡屡出现字面理解错误和大量漏译;
  三、翻译者对Tolkien教授营造的Arda世界缺乏基本了解,导致很多概念错误;
  四、翻译者间缺乏合作,校对者没尽到责任。在翻译《魔戒》采用“多人合译”的方法,让三个人分别翻译三卷书,名词得不到统一,同一页中同一个名词竟然会出现不同的翻译方法,相似的名词往往被搞错,校对人员形同虚设。
  这四点的后果是让许多第一次接触Tolkien教授著作的读者无法正确理解小说内容,并大大减弱了他们对书籍的兴趣。《魔戒再现》、《王者无敌》两卷书中翻译错误至少也有800余处!而《精灵宝钻》更加离谱,仅仅是书后的index就可以找出179处硬伤!……

  “冷门”断档 劣质泛滥
  ——国内文学翻译问题扫描

  “魔戒事件”引发了我们对于出版物翻译质量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翻译队伍断层、翻译质量下滑、粗制滥造严重等指责屡屡出现,翻译的现状究竟如何?让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扫描:
  
  翻译断层:拉美文学与捷克文学
  近年来,关于翻译断层的说法屡见不鲜。2003年8月,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尹承东提出我国的拉美文学翻译出版出现断档现象:“在近五六年时间里,我国拉美文学的翻译出版出现了极为冷清而消沉的局面,近乎无声无息。”
  尹承东表示,我国对拉美文学的介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高潮。当时引进了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近六十种各类拉美著作。对于出版断层的原因,尹承东认为,除了因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需承担的版税过高外,新一代的翻译队伍跟不上、译者队伍断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捷克文学译者断档,致使赫拉巴尔文集的出版面临终止危险的消息。记者采访了赫拉巴尔系列作品的责任编辑龙东,他表示,目前的译者都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他们是原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里东欧文学组的研究员。这个东欧文学组在几年前已经解散了,目前继续做专业研究的人非常少,要找到合适的译者将更加困难。
  许钧认为,文学翻译在市场经济下已经随着文学一起遭到了冷落。而目前社会需要翻译的地方很多,专业文学翻译又不容易做好,这导致专心搞文学翻译的人减少。
  另一方面,因为市场经济的作用,出版社对于较为冷门的、小语种的文学书籍也缺少兴趣,这也是引发小语种的文学翻译紧缺的关键。拉美文学与捷克文学的断层都与这个因素有关。英语、法语等文学翻译并不是非常紧缺。
  许钧认为,中国一直都没有系统的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要改变这种困境,除了依靠市场自己的调节之外,可能更多要依靠政府部门、高校以及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扶持。他也表示,目前其实不乏优秀的年轻人投身文学翻译事业,不过他们的成长还需要时间。
  
  粗制滥造的翻译作品充斥市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对于翻译作品质量的质疑之声,人们看到太多粗制滥造的出版物充斥市场。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社会学者、剧作家黄纪苏认为,中国从魏晋唐翻译佛经以来,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翻译活动。包括20世纪初期的翻译,都是非常认真的。但就是在第三次,即改革开放后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次出了很多垃圾。许多西方的重要作品都被介绍过来了,但其中不少令人拒绝阅读,甚至造成误解。时下的经典名著重译热、外国名家文集热、社科名著翻译热、哈佛财经管理热……一浪高过一浪,仅《红与黑》一书在市场上的译本就不下十数种,《包法利夫人》有七八种,并大多打着“名著名译”的旗号。然而,这众多的译本当中真正质量过关的译本到底有几种,谁也不敢保证。
  究其原因,黄纪苏认为,主要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造成的。为了抢占市场,许多出版社不顾翻译的正常周期,采取拼凑、抄袭别人的译作,或者忽视质量、单纯追求产量的方式,结果制造出大量的劣作。他举例说,黛安娜的传记在她死后一周就在中国面市了,可以想见其背后完全是兵团作战,一人一章,几个晚上就搞出来的。
  对于翻译者而言,因为是以数量决定报酬,所以一味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的情况也无法避免。黄纪苏认为,市场经济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挣钱的机会,今天翻译科技、明天翻译经济,后天又翻译文学,都只讲求越快越好。而文学翻译是一件需要慢、需要磨的功夫,这样肯定无法获得精益求精的翻译作品。
  许钧则持另一种看法,他认为之所以翻译质量问题在近年显得尤为突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翻译作品数量大大增加。在翻译总量增加的情况下,那些低劣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多。他认为,事实上目前中国一些优秀的翻译家和翻译作品并不比过去差,甚至还有所提高。 
  经过了市场经济初期的不规范,许钧和黄纪苏都对未来的文学翻译发展状况表示乐观。许钧认为,未来几年中,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作品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翻译本身的质量,因此翻译问题也必将成为出版社越来越重视的问题。

  □ 专家访谈
  许钧:名翻译家是需要时间筛选的

  许钧,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翻译理论家。身兼我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翻译联盟科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等多个职务。译有《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米兰·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无知》;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等作品,著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等理论著作,以及大量关于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
  2003年许钧重译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备受文学界关注,激起了文坛对其版本与韩少功1985年的译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译文高下的讨论。
  
  文学翻译回归本位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很多人认为目前国内的文学翻译质量堪忧,年轻译者跟不上。您认为文学翻译的现状究竟如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许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顾一下历史。我国的文学翻译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一个是20世纪,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需要通过文学翻译从外国作品中寻找新思想,通过翻译来改造我们的语言。到了战争时期,文学翻译又起到鼓励国民抵抗外侵的作用。老一辈翻译家,像傅雷,就是为了在当时一片阴霾的大地上寻找光明,给人民以鼓舞,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朵夫》。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翻译重新兴起。翻译的渠道、数量、引进速度都比过去大大增加,翻译所担负的任务也多样化了:文学、科技、哲学、经济,数量非常庞大。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的百分之三四十都是翻译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翻译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学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翻译所承载的功能不光是文学,还承担了政治、改造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任。现在文学翻译慢慢回归到了文学本体,也就不再那么受关注;另一个问题是受到市场影响,文学翻译的报酬很低,整个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翻译人才有很多任务,相对可以专心搞文学翻译的人才就少了。
  
  十六七岁可以出来一个写作天才,但一个人不到五六十岁是成不了翻译家的
  南都:那它造成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许钧:肯定是翻译做不到精雕细琢了。而且一个不正常的市场现象是,优秀翻译家的报酬与一个刚出道的译者的报酬基本一致。都是60元千字,无法体现翻译质量的价值。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名著重译的大潮中出现了很多不良现象。比如拼凑、抄袭别人的翻译作品。罗新璋先生翻译《红与黑》,一天译三百字,才挣十来块钱,而那些抄的人,一天就可以抄一两万字,拿的稿酬却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确实打击了许多人的积极性。
  真正的文学翻译要求不能急躁,而且要有真正的对两种语言的把握能力,有深厚的文学的素养和对文学的一种感觉。好的翻译绝对不是一下两下就能出来。我们可以说十六七岁就出来一个写作的天才,但一个人不到五六十岁是成不了翻译家的。现在中学生可以写小说,而研究生翻译一部小说都被怀疑能力不及。翻译到底有多难?我可以举个例子,美国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研究机器翻译,到今天,科技都可以把卫星送上火星了,但通过计算机连一般的翻译问题都没有解决,何况是文学翻译。
  我的一个总体判断是,我们现在翻译的东西很多很丰富,总体而言水平不会比以前差,甚至还有所提高。但由于总量多,其中不好的也相应地多了,就凸现了这种问题。其实现在很多文学名著重译本就比以前的要好。
  
  要有一个好的机制,翻译质量才能有保证
  南都:那么您觉得从出版机制的角度来看,怎样才能解决翻译的质量问题?
  许钧:以前的老翻译家年轻的时候,当时编辑的水平是很高的,包括傅雷的东西,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做过修改。现在有些出版社本身没有这个力量、这样的编辑人才。甚至有些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让不懂外文的人去抄译、剽窃名著。这里的问题出在图书出版的整个管理机制上。如果译者这关失守,编辑这关也失守,领导一审二审都失守,到最后大众媒体也失守,那结果就可想而知。
  现在比较优秀的大出版社,都会让人试译,试译得好才请你翻译,一本书稿译完,责任编辑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对照一遍原文的。许多责编本身就是翻译家,比如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南京译林等出版社都是这样。但许多小的出版社就没有这样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翻译质量问题不能去怪译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真正高水平的编辑队伍,编辑本身要精通外语,要有懂外文的领导,要有大众媒介刊登翻译文学批评文章,有一些翻译批评家,这样才能有健康的机制保证。
  
  出版社可以搞签约翻译家
  南都:文学翻译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再创作的过程,但译者在大众心目中却远远比不上作家那么知名。您觉得通过建立译者的个人品牌是不是可以对翻译质量有一个好的保证?此外,老一代的翻译家如傅雷,是以翻译为全部职业的,而现在的译者都是业余兼职。您觉得翻译者的职业化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许钧:确实,整个社会对于文学翻译的重视程度一直不够。我觉得品牌化或者职业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出版社应该去树立一批翻译家的品牌,宣传好的译本。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文革”前就有一批专门的翻译家,一直关照他们,傅雷、草婴都是。现在也有一些老翻译家退休后,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在家专门做翻译的,像复旦大学退休教授徐和瑾重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目前环境下,职业翻译家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觉得出版社可以搞签约翻译家。
  未来几年,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作品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翻译本身的质量。出版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搞签约制,去帮助树立品牌;其次是通过各种奖项和比赛,发现一批有文学翻译天才和功底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些机会,让老翻译家给他们指导;第三是定期召开一些文学翻译研讨会,大家切磋翻译经验;第四,加强文学翻译的比较、欣赏和批评工作;第五是出版社领导要重视翻译质量问题。
  
  好的译者需要培养
  南都:您认为现在年轻一代的翻译不会有断层吗?
  许钧:我认为不会。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翻译都是做得不错的。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有一批学习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学生。这些年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也在深入。从今年起,我们已经有了翻译研究的博士点,全国还有十多所高校有培养翻译方向的博士点。
  比如我的研究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校教翻译,有的去到像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做编辑。他们在学校受到了良好的理论教育和翻译训练,他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翻译出的《流浪的星星》、《第一个人》、法布尔的《昆虫记》等都得到了许多大家的赞扬,有的还得了奖。
  我觉得其实只要用心去培养,很多年轻人还是会真正喜欢上这个事业,做出优秀的成绩的。现在很多人会说,年轻人的翻译水平跟不上,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傅雷当年开始翻译时也不过19岁。很多老一辈翻译家都是中学就开始翻译的。都会有这么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你不能拿老一辈成熟后的高度来要求现在的年轻人。
  南都:有人说这个时代出不了大翻译家,您怎么看?
  许钧: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或者说群雄时代。而且大家是需要时间积淀和筛选的。比如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好作家,像余华、韩少功、苏童、毕飞宇,你能说他们不好吗?但我们现在是把他们与那些经过五六十年沉淀后剩下的那些人去比较,你怎么能说他们五六十年后一定不能成大家呢?
  文学翻译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它处于不断淘汰的过程中,比如鲁迅当年翻译的很多作品,现在就被淘汰了。真正留下的几个,像傅雷、朱生豪、叶君健等是真正的常青树。这是与他们的文学素养、天才分不开。所以我觉得要有一种发展的目光,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也一定能出现这样的大家。
  我认为,中国在文学翻译方面剽窃、抄译的时代也慢慢过去了,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到最后它总会回到正轨上来的。当然这最后还是要依赖整个社会对于翻译的重视。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田志凌

  □ 链接
  翻译大家回顾

  
  黄纪苏认为,翻译大家产生的时代具有其特殊性,首先那个时代是一个真正的读书时代,那个时代文人的素养非常高。另一方面,由于处在时代转折点上,傅雷等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掌握都是非常强的。这种学贯中西的背景现在已经不太容易做到了。
  成为大翻译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术业有专攻”,如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作品;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叶君健的安徒生童话;罗念生的古希腊文学;草婴的托尔斯泰全集等。他们的名字都与特定的外国文学作品或者作家联系到了一起,成为鲜明的个人标志。专一而精深,这也是今人所缺少的精神品质之一。

  傅雷
  傅雷(1908-1966),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以“稿费”谋生计,未取国家一分俸禄,可见其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傅雷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
  傅雷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有《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幻灭》;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等等共三十余部作品。

  朱生豪
  朱生豪(1912—1944),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1929年入杭州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同时攻读英语。毕业后于1933年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
  朱生豪从24岁起,以宏大的气魄、坚韧的毅力,经数年呕心沥血,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含戏剧31种)。他英年早逝,只度过了32个春秋。而他所译莎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后,轰动文坛,被时人叹为“宏伟的工程”、“伟大的业绩”。
  朱生豪的翻译态度严肃认真,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其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丽。他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的最完整的、质量较好的译本。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

  叶君健
  叶君健(1914—1999),中国第一个从丹麦文翻译、并系统全面地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作家。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1944年至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历任辅仁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
  《安徒生童话》现有80多种文字的译本,丹麦报纸有评论认为中文译本是最好的。文中认为“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当做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为此,丹麦女王曾隆重授给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这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因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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