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林桦：与安徒生半个世纪的不解情缘　

2005年03月30日 10:29 人民网

连载：安徒生剪影 出版社： 作者：

　　今年4月2日是丹麦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提起安徒生，大家总会想起他的童话《丑小鸭》(The Ugly Duckling)、《小人鱼》(The Little Mermaid)、《皇帝的新装》(The Emperor's New Clothes)、《卖火柴的小姑娘》(The Little Match-Girl)等。故事中天真可爱的人物、奇妙的幻想，通过世界各国翻译成的140多种文字，打动着孩子和大人们。其中就打动着一位中国老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安徒生研究专家林桦先生。

　　林桦1927年生于云南，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著有《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等著作，曾获得“布里克森奖”。为表彰他对安徒生作品的翻译、研究工作，以及他对中国和丹麦文化交流的贡献，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骑士勋章”，同时，他还获得了“安徒生特别奖”。眼前的林桦教授，深邃、热情，话语间充满了孩子般的纯真与可爱，只要谈起安徒生，他的眉宇间就飞扬着一种青春的活力和巨大的幸福……

　　周总理曾指示过，凡驻外的年轻人一定要说所驻国家语言。我和安徒生的结缘，和周总理的这一要求分不开。

　　说起来与安徒生结缘，算是一种巧合，这要从我到丹麦工作讲起。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在外交部工作，有一天，部里通知我到总参工作，但过几天又通知不去了，改去丹麦。原因是驻丹麦使馆的三等秘书得了盲肠炎，需要回国治疗，一时没人顶替，于是组织上决定委派我去。从接到通知到出发只有几天准备的时间，我和我爱人就上路了。

　　当时驻瑞典大使是耿飚同志，他同时兼任丹麦与芬兰大使。耿飚同志一见到我们，就特别提到两点让我们一定牢记：一是外交无小事，什么事情都要遵守纪律。二就是学好丹麦文。他说：“周总理曾指示过，凡驻外的年轻人一定要说所驻国语言。”我们尽管完全可以用英语工作，遵从总理的这一指示，我们初到丹麦，首要任务就是学习丹麦语。我和安徒生的结缘，和周总理的这一要求分不开。

　　1955年4月2日正赶上安徒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郝汀同志的翻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庆祝活动异常热闹，丹麦的王室、内阁大臣以及政要全部参加了。纪念会、火炬活动、演讲、晚餐会……看到这些动人的庆祝场面，我被深深感动了。从奥登塞回哥本哈根使馆的车里我在想，将来有一天应该把安徒生童话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中文。这就是我和安徒生50年情缘的开篇。

　　随后，我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北欧访问，团长是楚图南，他在冰岛时曾和我讲：你精通英语和丹麦语，又在这里做文化工作，要很好研究北欧神话，它是世界神话重要的一个分支。就这样，研究北欧神话为我后来研究安徒生童话做了厚实的文化铺垫。

　　使馆的工作太忙了，我只能断断续续偶尔翻译一点点。1960年回到国内之后略微轻松些，又翻译了一点。1963年我再次被派到丹麦，一去又是7年。这时，我减少了翻译的量，但加大了对安徒生研究的分量。1988年，我离休了，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1991年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我与他们合作，出一个《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Collections of Classic Tales b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新译本。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于是，我便认真地做了起来。

　　如果你把安徒生的童话连起来读时，就会读出一个活生生的“人”字；把安徒生的一生连缀起来看，从中会发现一个丰富的“我”字———这是我研究安徒生的一条主线。

　　从最初的翻译安徒生的作品，到研究思考安徒生这个人，到发现研究“安徒生现象”，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深入的过程。安徒生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鞋匠家里，这和中国画家王冕的经历有几分相似，他们努力都是出于自己对兴趣的爱好。

　　安徒生的成功固然有着社会的大背景，但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安徒生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力。安徒生有着太丰富的幻想，他为自己有丰富的幻想而高兴，但他也为此而烦恼，甚至为它而恐惧。50岁的安徒生这样对他的挚友爱德华·科林说，“我像一潭水。什么东西都能搅动我。一切事物都能在我身上反映出来。这是我诗人的天性的一面：我时常为此而高兴，感到幸福，但是，这常常也是一种痛苦。”安徒生的祖父晚年疯巅，安徒生非常害怕他也会疯巅。为此，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帝赋予我幻想力从事诗文创作，而不是让我等候着进疯人院。”他需要释放他的幻想。

　　安徒生曾尝试过各种文学样式，最后发现还是“童话”或者“故事”这样的体裁最能抒发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情感，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安徒生的作品里，不仅有文学的想象之美，而且有哲学的思考和历史的观察，人生的悲欢离合在其中都有呈现。安徒生说：“人生就是一个童话。充满了流浪的艰辛和执著追求的曲折，我的一生居无定所，我的心灵漂泊无依，童话是我流浪的一生的阿拉丁神灯！”

　　安徒生早年生活坎坷，终身未娶，他从最初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成长，到最后终于成功了，他在临终前不久，对一个年轻的作家说：“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是无可挽回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

　　安徒生的一生都是在同命运做斗争，直到去世他也没能融入到那个社会中去，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但从他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讲，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在任何境遇下都要相信真善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爱”。他在最后总结人生的时候曾说道：“当我走向上帝时，辛酸与痛苦在消失，留下的是一片美景……”

　　安徒生有170余篇童话，如果你把他们连起来读时，读后你就会读出一个真正的安徒生其人，读出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人”字；把安徒生的一生连缀起来研究，我们从中会发现一个丰富的“我”字———这是我研究安徒生贯穿的一条主线。安徒生写人，也把自己写进去了。在我翻译的全集中，把《丑小鸭》一篇特意放在开篇，就是因为这篇作品有作者很强的自传色彩。你去读其他大师的作品，莎士比亚(Shakespeare)、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拜伦(Grorge Goreon Byr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等，你能读出伟大，但读不出像安徒生所写的那样一个活的“人”、活的“我”。安徒生的故事充满了他的影子，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在翻译文字的词藻上用的功夫并不多，但我却把自己对他的感情倾注于文字中，这是我的特点，也是我在翻译安徒生作品时获得的最大快乐。

　　我觉得这也是安徒生的童话在如今依然活泼、新鲜的原因。安徒生童话在全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Bible)，我认为，《圣经》发现的是神，而安徒生发现的是人，神最终要归结到人，而安徒生却是直接从人到人。这对于每一个时代都是需要的。在通常的时代，物质的利益把人的完整性异化了，人们更重视的是人的名份、地位、金钱，对人本身———活生生的人重视的却很少。安徒生本人的生活和他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个灵敏、准确的标尺，每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拿它来比较和衡量。

　　安徒生写作时，他首先表达的是“我爱这个世界，爱我的人生，”所以他说：“我有感情要表达。”这正是他所有作品的前提，这就是他的激情。

　　我跟安徒生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我对我所做的一点也不后悔。我愿意为安徒生研究、传播事业“点燃下一根火柴”

　　1994年底，我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译完了《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译本，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为译本写了一篇序。那时，一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因为当时没有电脑，3年时间里我手写了100万字的译稿，然后由我夫人袁青侠手抄，她抄好后我再改，改完她再抄，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一笔一笔地写了不少于220万的文字。同时她还要料理家务，其辛苦可想而知。

　　我跟安徒生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我对我所做的一点也不后悔。今年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100年来，中国读者对安徒生的认识仅集中在他的童话上，其实，他还有小说、诗歌、戏剧、游记等各种文体的作品。

　　我为翻译、研究工作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也付出了自己的健康。近期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胃里长了个瘤子，需要休息，但我始终放不下。前一段时间，安徒生研究学者约我参加一个《安徒生童话研究》的项目，我也答应了。我觉得只要我还有精力，我愿意伴随安徒生的研究工作走下去，为安徒生的研究和传播事业“点燃下一根火柴”。

　　安徒生是一个值得一生研究的课题，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究。通过安徒生的工作，我觉得我找到了一条艰苦、漫长却充满幸福的道路。(林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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